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经过三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中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约10万人，在多个省先后开辟了大小十多块革命根据地。1930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积极的反“围剿”斗争，前四次取得了巨大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十万多人，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准备对江西南部地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反围剿”。企图摧毁中央根据地，消灭红一方面军的主力。
此时，红一方面军约有四万余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江西新余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实行战略转变和不打南昌等大城市的问题，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为粉碎敌人围剿作了准备。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红军主力随即由袁水流域东渡赣江，接着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以便依靠有利条件寻找有利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最后，红一方面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五天内打了两个胜仗，共歼敌1.3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取得第一个重大胜利的战役，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
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2月开始，国民党当局又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约2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他们吸取前次“长驱直入”遭致失败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其部队从江西赣江向东延伸，一直到福建建宁，构成一条800里长但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形阵线。
这时，红一方面军人数略有减少，共三万余人，但经过四个月的休养，斗志旺盛，苏区中央局经过反复讨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然后自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西移到东固附近隐蔽集中，在五月中旬击退敌军一个多师，一部国民党军队向东固进犯，红一方面军抓住战机，于5月15日开始行动，16日一天激战歼敌大部，接着按预定计划，向东横扫，直到福建建宁。从5月16日到31日，红军连打五个胜仗，自西向东横扫700里，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条，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乘势发起进攻，开辟了赣东、闽西北广大地区，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随带英、日、德军事顾问，率兵30万人，依仗重兵，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依然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前后3个月，歼敌3万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此役，红一方面军在苏区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援、配合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往返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避强击弱，速战速决，取得了重大胜利，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经过这次反“围剿”作战，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基本形成，其原则是：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打速决战、歼灭战；不失时机地实行进攻，扩大战果。
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30万军队，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数战不利，被迫撤离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10万军队还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进攻。红三军团在夏曦等人的错误指挥下，伤亡惨重，被迫转移到黔东。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消灭敌人3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此次胜利，是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的结果。在红军处于受敌夹击的不利态势时，他们适时定下决心，毅然采取退却的步骤，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红军在反 “围剿”斗争中，形成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速战速决等战略战术思想。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解决了红军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
